汉采众议
汉元帝时，珠厓郡有叛军，多年无法平定。皇帝与有关部门讨论派遣大军征讨，待诏贾捐之建议说不应当出兵。皇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兵，丞相于定国认同贾捐之的提议，皇帝听取了，于是撤销珠厓郡的区划。匈奴单于呼韩邪归顺了汉朝，上书称愿意守卫上谷以西的边塞，请求撤走边塞上守卫的官吏与士兵，使天子治下的人民得到休养。皇帝命令有关部门讨论，讨论者都认为如此便利，郎中侯应了解边事，认为不能答应。皇帝问他具体情况，他回答了十条策略，于是皇帝下诏停止讨论撤销边塞的议题。汉成帝时，匈奴使者想要归降，皇帝令公卿们讨论，讨论者表示应当参照旧例接受归降。光禄大夫谷永认为应当不接受，皇帝听取了他的话。匈奴使者果然是诈降。汉哀帝时，单于想要朝贡，皇帝想阻止，向公卿询问，公卿也认为这是虚耗钱粮，不应当答应。单于使者告辞离去。黄门郎扬雄上书进谏，皇帝随之醒悟，召还匈奴使者，改为致书单于答应了他。汉安帝时，大将军邓骘想要放弃凉州，全力向北发展，正逢公卿集合讨论，都认为应该这样，郎中虞诩却提出“三不可”，于是转而召集四府（讨论），都同意了虞诩的建议。北匈奴重新强盛起来，西域诸国与汉朝断绝来往，公卿大多认为应当封闭玉门关隔绝西域。邓太后召见军司马班勇问计，班勇认为不应当，最终朝廷接受班勇的建议。汉顺帝时，交阯蛮夷作乱，皇帝召集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询问方略，都在讨论排遣大将征发军队前往，议郎李固反驳说应当排遣刺史与太守等前往，四府都听从了李固的建议，岭外重新平定。汉灵帝时，凉州长年兵乱，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皇帝下诏集合公卿百官讨论，议郎傅燮认为不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上述八件事，利害关系重大，当时公卿百官已经一致给出结论，贾损之等八人都以郎官、大夫等微末官职单独发表不同看法。汉元、成、哀、安、顺、灵都不是（所谓的）贤明君主，但都能力排众议听取意见，大臣不论贤愚也不再坚持之前的看法，说明当时仍然有公道。若每件事都能这样，天下哪里会治理不好呢？
洪迈所说“公道”，应当是一种比较高效的议事规则。上述八事都是边事或外交事，专家意见权重很大，古代官僚集团整体在这种事务上也较少私心，所以公允的建议能够被最高决策者听到、听取、采纳。换成内政，那就不一样了，不一定是最有道理的、也不一定是代表最广泛的，而一定是被最有政治能量的集团提出的建议胜出。
西汉以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府为四府。
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或太傅）府为四府。
汉元帝时，珠厓反，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上从之，遂罢珠厓郡。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对十策，有诏勿议罢边塞事。成帝时，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议，议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勿受，天子从之。使者果诈也。哀帝时，单于求朝，帝欲止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黄门郎扬雄上书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安帝时，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会公卿集议，皆以为然，郎中虞诩陈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从诩议。北匈奴复强，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邓太后召军司马班勇问之，勇以为不可，于是从勇议。顺帝时，交阯蛮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兵赴之，议郎李固驳之，乞选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从固议，岭外复平。灵帝时，凉州兵乱不解，司徒崔烈以为宜弃，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以为不可，帝从之。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损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