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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可能牵涉到继承人的问题吧，张良支持的是吕后，不合刘邦的心意，故有所打压。
我过去曾写过一篇议论文，对此有些微的涉及。
吕太后名叫吕雉，是刘邦当年还没发迹时就跟随他的女人，按理说关于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成功女人，应该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可《史记》中讲述吕太后的事迹，却是从她日后登基，死后谥为“孝惠”的儿子刘盈引出的——刘邦发达之后，宠爱戚夫人，爱屋及乌，就越看越觉得戚夫人生下的赵王刘如意颇有当年自己的风采，对比之下，就认定刘盈和自己一点都不像，把他立成太子真是不值，于是转动心思，想找个啥缘由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
刘邦的意图几乎就要达到了，当时的情形，是“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不算漫长的客户经理生涯教给我一个道理，梳拢人脉讲究的是“见面三分情”，不能见面，就很难从别人那里得到成功的机会。吕太后年纪大了，刘邦看起来也像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她能得到的恩宠日益减少，儿子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起来。老子找儿子的茬，想把家业传给另一个儿子，这是很多港剧和清宫剧里都会有的狗血剧情（感谢伟大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吕太后将如何破局呢？
破局的关键就是张良。说来也怪，吕太后处在夺嫡之争中的弱势地位，为争取群臣的支持，该做出谦卑一些的姿态才行，可她对张良的态度却非常强硬。为了让张良给自己出谋划策，吕雉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则硬逼着张良站在自己这边，《留侯世家》中描述道：”建成侯吕泽劫留侯…强要曰：‘为我画计。’”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居然凑效了，张良扭捏一番后，向吕太后推荐了四个人，他们分别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合称“商山四皓”，这四人原先是秦朝的博士，在秦末的乱世里避居商山，很有名望。据《留侯世家》记载，在这四人摆明车马表达出支持刘盈登位的意图后，刘邦就果断地放弃了改易太子的念头，和戚夫人一起哀唱一曲楚歌后，就再没了下文。司马迁评论说：“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四个隐居多年的前朝博士，一句话就决定了皇位继承者的人选，这真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总之我是不信的。
官史档案里，这是张良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之后，他逢人便表示自己“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还做起了辟谷道引，仿佛就要出尘避世了。这时候，是吕太后阻止了他，在刘邦的丧期对张良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又强逼着张良大吃大喝，正常饮食，“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辟谷之举被彻底破坏。紧接着，司马迁记载道：“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这其中大有名堂。
张良找来四位博士的时间，是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这四位博士在刘邦面前表明态度以支持刘盈的时间，是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也于当年驾崩；张良之死，是在八年后吕雉全面接管政事的西汉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从张良的辟谷之举被破坏到张良之死的这八年中，难道没有发生其他事了吗？司马迁刻意地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记载，用心究竟是什么呢？
刘邦死后，张良不立功、不立德、不立言，存在的痕迹似乎被刻意地抹去了。对此，司马迁还欲盖弥彰地提示了一句：“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最早一批跟随刘邦的英豪，一举一动都牵涉天下，“非天下所以存亡”的讲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张良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也许与他的政治投资失败很有关系。
刘盈登上帝位，是为汉惠帝。可是这个皇帝长期生活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下，心理状态一直很压抑——大权旁落，亲眼见识母亲把父亲的宠姬戚夫人变成“人彘”的手段，束手无策地坐视兄弟们被残杀，他的心理逐渐崩溃，没几年就死去了。惠帝死时，吕雉“哭不悲”，显然已有所图，侍中张辟强应和道：“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惠帝的儿子还小，太后畏惧大臣，如果封太后的兄弟们为高官，让太后心安，你们这些大臣也就平安了）这真是赤裸裸的诱导和威胁，丞相陈平违心接受了吕氏掌权的局面，“吕氏权由此起…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侍中张辟强是什么身份？张良的次子，他对陈平口出威胁之言，代表了张良与吕雉之间已经全面结盟。
几年后，以周勃为首的拥刘派绞杀吕雉的势力，成功逆转局面后，拥立刘恒即位，就是之后的汉文帝。于是很正常的，在汉文帝五年，张良一家得到了清算，长子张不疑因为一个语焉不详的理由“坐与门大夫杀故楚内史”，被夺爵，倾尽家产才自赎为城旦变成苦力（这是《汉书·高惠高后文景功臣表》重的记载，而《张良传》中则说是“三年，坐不敬，国除”）。总之，张良的势力在大潮涨落间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