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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制度。
《培根随笔》（出版于1605年，作者自然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佛朗西斯·培根）第二十篇《论谏议》中，第一次在英文世界中提到了“内阁会议”这个词。原文中，培根批评“意大利底（的）理论和法兰西底（的）实行（在某几位君王底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1]在文本中，培根把“内阁会议”描述为一种域外的议政习惯。乍看起来，像一种承绍了法、意两国阴谋政治的新形态。
但维基百科接下来的描述中，几个比较典型的年份，很容易就会让人产生一些微妙的联想。
1625年，查理一世组建了首个正式的“内阁会议”，即枢密院（Privy Council）。
1644年，“内阁”脱离“会议”两字的后缀，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被单独使用。同年，明朝灭亡。
我们发现，中英两国不约而同都选择用“阁”来称呼皇帝的顾问机构。这或许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可能是这一制度自东向西辗转流传的结果。
内阁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奠基于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后期（1380年—1398年），正式成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约1410年），并在之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化。
内阁出现之前，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皇权与相权互相斗争的现象，宰相的办公机构叫“府”（即英文之mansion）。与朝廷相类似，宰相府中也设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理论上拜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实际却完全有能力甩开皇帝单干。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因为政务太多处理不过来，便于全国简拔贤才，组成了一个秘书团队，称为“辅官”。只不过，单纯具备文学功力的耆德难以在短期内熟悉朝典政务，辅官制度不久之后就被撤销。内阁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从政基础，这一原则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贯彻，甚至进一步发展成必须具备侍郎、尚书的资历才行。
隋唐时代，“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基层官员只要不断刷新政绩，总有达到“一人之下”的机会。但在明朝中后期，仕途则显然分出了清、浊，科举成绩优秀、职位清要的官员派系成为“清流”，官路上一片坦途；科场成绩不佳，从事冗务、杂务、庶务的官员则是“杂流”，可以说是一辈子入阁无望了。
明朝内阁设在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办公。据史料记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书阁中再开四个小间供学士们工作，这样的办公空间即使称不上逼仄，也肯定颇不宽敞。试想，国家大政方针不是在庙堂之上讨论而得，却是在一个阁间里谋于三四人之手，这种模式在现代人看来，的确充斥着一种森森的阴谋感。
也难怪这种仅对国王一人负责的参谋部式的内阁制起初在英国推行不畅了。
我们可以展开合理的历史想像，在明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为中国带来了形成规模的天主教信仰与佛朗机炮，也把庙堂之上的治政手段反馈回了英伦三岛。
1644年，被冠以Cabinet（阁）之名的机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普通臣僚看来，这种模式充满了恶意，是一种不太靠得住的外国办法（dubious foreign practices）。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管理的需要，统治者们越来越觉得需要一种居家似的、贴身的、如身使臂的“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或“沙发政府（Sofa Government）”来帮助自己掌控局面，内阁制在英国经历几废几立，终于站稳了脚跟。
这就是传统内阁产生的历史环境，封建生产力与中央集权双双达到阶段性的顶峰。皇帝将他豢养在小阁内的秘书班子作为耳目、喉舌与爪牙，而后者则在长期的蛰伏中不断积蓄力量，寄生在皇权的大树上吸取养分。
遍观中国历史，很难找到像明朝末年这样集体混蛋的官僚组织，在持续的内耗中豢养出了葬送自己的起义军与异族武装。而至清末，西风东渐引导民智开悟，再出现庆王主持的皇族内阁时，这种制度已经无力为自己再续一秒，淹没在了革命的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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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水天同译本，原文：The doctrine of Italy, and practice of France, in some kings' times, hath introduced cabinet counsels; a remedy worse than the dis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