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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讲了一则科场笑话。山西举行院试，策论题目是“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最有关系？”有位考生答道：百年以来，人心不古，读书人都喜欢发表奇谈怪论，眼看着文风扫地，这时候能够挽狂澜之既倒者，唯有我们的“路闰生先生”，多亏他的著作，“文艺正宗始以复兴”。
闰生，是陕西名儒路德的字，这位考生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望文生义，就把德国的那位马丁·路德，和中国的路德搞混了。
我很疑心，不那么新派的人士，听到这个笑话是笑不出来的。儒家经典又称六艺，八股文也叫制艺，对传统读书人来说，看见“文艺”二字，想到如何应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内地考生，自然不如沿海或京城的考生得风气之先，哪里晓得那些海外奇谈？人家辛苦半生焚膏继晷准备的一场人生大考，你们憋着想要说废掉就废掉，还编排这种段子嘲笑人家，大家真是经济上被摧残了一趟，精神上又被羞辱了一回。
说起来，这位陕西盩厔县（今周至）的路德，也算是个有些传奇的人物。
科举考试是古代阶层流通的通道，但这条通道，通常不是一代人所能走完，路德家族的情况，就很典型。
路家祖上世代务农，但到了路德祖父一辈，经济条件就说得过去（虽然照例会宣称自家很穷），所以路德的父亲路元锡，能够入塾读书，成为家族第一个考取功名的人，然后又经过十六年漫长的等待，终于熬到了缺，当了知县。
路德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一年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这个新生的国家，也第一次和中国有了直接贸易往来。当然这些远洋外夷的细事，对一个陕西的小官宦之家来说，和对绝大多数大清帝国的臣民一样，都等于并不存在。这一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倒是不免会成为谈资，不远的甘肃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叛乱，也会让路家多少感受到一些震动。
总而言之，这是大清历史上平平无奇的一年。
这一年出生的路德，当然也就按着他这样的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正常路径成长。父亲任官期间，路德跟在身边。路元锡是典型的严父，督促教导路德读书十分严格，路德的母亲，则仿佛是从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模子里倒出来的，自然也会给路德很多言传身教。路元锡还为路德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总之，科举的道路上如何怎样增强竞争力，该有的操作路家一样不缺。
路德也确实是读书种子，今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学业日有进益。嘉庆十二年（1807年），二十四岁的路德中了举人，两年后，又高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但路德的官运却远不如考运顺畅，先是因为父亲去世丁忧，然后得了眼疾双目失明，道光二年（1822年），告假回家闭门修养。一年多以后，眼睛虽然有所恢复，却卷入了说不清的官场私弊而被降职，于是路德辞职，离开了官场。
离职官员仍然可以保留许多特权，也有些常见的人生选项，去书院教书，便是其中之一。
到此为止，路德作为大清无数官场配角里的普通一员，仍然毫无出奇之处。之后让路德名扬天下的，是他的教学事业，实在过于成功。
清代的书院，和前朝很不相同。宋朝明朝的书院，固然也关心如何应考，但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往往也是读书人讨论时政的地方。清代尤其是乾隆朝之后，文字狱大兴，权力的毛细血管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功让读书人自觉做到不该说的不要乱说，于是书院的核心功能，就剩下以八股文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应试功夫了。
而路德很快证明，教人写八股文这件事，他是个天才。
乾嘉的考据之学，学风扎实，方法科学，远非前代可比。和那些饱学硕儒相比，路德的学问见识，实在算不得优秀。不过说到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应该说，清朝皇帝还是真心希望科举考试能够给贫寒子弟出头的机会的。科举考试如果侧重考核举子是否博览群书，那么对家境贫寒的考生就会极其不利，进而言之，所有来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的考生，劣势都会加剧。——事实是京城、江浙的考生，本来优势就已经够大了。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如果长期几乎没有人能通过科举考试出头，那就意味着官场上很少会有来自这些地方的官员。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也就会较少考虑这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被抛弃的感觉也就会越来越强烈，进而产生一种离心力。总而言之，对天下的长治久安，绝非幸事。
但降低考试难度，也是万万不能的。天下读书人都期待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每科录取的人数，不过二百多人，答卷好坏若没有显明的区分度，也会怨声鼎沸。
所以，对知识和思想要求很低，但对应试技巧要求极高的八股，自然就成了考试首选。
路德正是把这套应试技巧，琢磨透了的人物，并且特别擅长指导别人写作。今天还会写八股文的人极少，所以路德作为教学名师高明在哪里，多数人已经难以完全理解。不过单从现代人也可以理解部分就可以发现，路德的长处在于“论卑而易行”，他固然也非常善于说漂亮的场面话，但细节把控，极其务实。如路德分析有些才学过人的人，为什么写不好八股文时说到，书读得多了，写文章就容易喜欢用一些僻字、奇字，才气大了，就容易发一些惊人的议论。要注意，阅卷的考官工作量极大，给每张卷子的时间很短，绝没功夫去琢磨你的议论是不是始若怪诞终有理实，所以“平正”“清空”，才是应有的文章风格。
又如讲歌颂皇帝之难：
颂圣见好甚难，获咎则易。今诸生课卷于诗末颂圣处每露村野气、山林气，甚者误学古人，不得其意。时而自负太高，时而乞怜过甚，时而放言高论，时而感慨歔欷，时而诙谐嬉笑。有一于此，断难入彀主司。于此等处，往往不宜明批，聊借他处疵累黜之。被黜者终不知也，须知颂圣处，便如瞻觐圣颜，奏对惟谨，一言一动，豫防陨越，如此加意小心，纵不能佳，诸咎自可免矣……（《柽华花馆杂录》）
这种议论，现代读来，难免觉得气格太卑，但当时有志于科举的人，哪个不要面对这个问题呢？尤其是路德点破了考官的心态：你歌颂皇帝歌颂得不好，考官往往不会直说，却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挑毛病，而只要考官有心挑毛病，哪有挑不出来毛病来的呢？所以落榜者就一辈子不知道为啥落榜。这真是替应试者点透病根了。
正因为路德的指导如此切实有用，所以路德的后人，许多都在考场上相当成功，周至路氏从此稳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谓“翰林世家”；路德的学生，也很多科场得意，甚而有所谓“陕西近三十年科举中人，无一不出闰生先生之门”之说；路德编选的“举业书籍”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辅材料，也风行全国，因为“其意之新、笔之紧、法之细、理之精、论之详、评之确，自来选家未有能出其右者也。”（仁在堂大题汇编》一书的识语）。当时在科举这件事上，陕西相比江浙，无疑是落后省份，但江浙举子，也有许多人通过路德编的书揣摩八股作法。
甚至路德的名字，成了通俗小说里的常客。因为谈到科举话题，总不免要提到他，如晚清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就写到：
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指晚清名臣阎敬铭），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
路德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894年，也即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心目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之年，上海的书商用先进的铅印技术重新排印了路德的《仁在堂全集》，并在《申报》上登载广告，宣扬此书对科举应试的神奇帮助。所以，也就无怪乎八年之后，仍有考生只知道这位东方路德而不知道西方路德，梁启超要在《新小说》杂志上撰文讥讽了。甚至五四之后，新派人士批判科举使人徒耗心力，却无益于真才实学的长进时，仍然喜欢拿路德来当作靶子。
当然，书的销量再好，教辅编辑和教学名师，在博学鸿儒面前本来就是要矮一头的。所以即使没有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路德在大学者嘴里，也往往有点丑角的意味，认为他的书只是“俗师奉为圭臬”。路德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某种焦虑，如他的书之所以能畅销天下，最大的原因就是可以降低学习成本，不必刻苦研读经典原著，也可以取得不错的考试成绩，而路德发议论，却特别爱批判这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他似乎也真诚地相信，八股文是有用的文体，所以他特别赞许考中进士后，仍然坚持作八股的人，又因为他相信“文章之道与政通”，给别人的文章作序，也特别喜欢论证，某人的文风如何，所以做官之道才会如何如何。
如果他能够知道，乾隆年间坚决捍卫八股取士的鄂尔泰曾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英才，驱策志士，其术莫善于此。”不知道路德会作何感想？大概，基层的履践者，常常就是比上位的决策者，要来得更虔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