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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22-12-27 20:07_ _发表于四川_
收录于合集
乘坐上海地铁11号线，从真如站下来再往南走大约100米，就是曹杨八村。
1962年春天，在东北工作七年多之后，江同志调回了上海。这次调动有一个好，那就是在曹杨八村，他分配到一套公寓，自此在这安家二十多年。
这套不大的公寓，见证了他在那个年代里，有苦有甜的生活，有情有义的风范。
图为曹杨新村刚落成时的影像。
01
说起曹杨八村，颇有些历史。
建国之初，为了解决上海职工的住房问题，时任市长陈毅亲自选址，在城西的曹杨路附近建房，并将其命名为“曹杨新村”。
新村分若干期建设，其中的八村大约在50年代末落成。
新村的规划没有采用苏式大院设计，而是遵循了“邻里单位”的理念，即用小路区分一个个居住组团，在这些组团中植入菜场、邮局等配套设施，居民在步行10分钟内，就可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这在当年算是十分理想的住宅。
新村有严格的分配标准，主要给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技术人才等等。入住新村，既是一种待遇，也是一种荣誉，因此有“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之说。
那么，江同志的那套公寓长什么样子呢？
在《日出江花》一书中，配有几张照片。当年的同事李万美也回忆过：
_这幢楼房原先只有四层，江同志家所在的四层就是最顶层，第五层是后来加的。（他家）一个没有厅的小三室，七十多平方米。_
通过新村的设计师汪定曾先生撰写的资料，我们能够知道，新村的户型一共只有四种。而根据李万美同志“一个没有厅的小三室”的描述，那江同志家的户型，应该是下图这种。
尽管江家新居的面积，比在“一汽”的住宅小了一些。但这毕竟是在上海，能拥有一处自己的住房，想必是让人十分满意的。
在1960年代初，国家经历一段曲折后，又逐渐恢复繁荣。
江同志和他的爱人，一同进入了上海电科所工作：丈夫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爱人则从事行政工作，新单位离新家也不远。老岳母帮着料理家务，两个孩子正健康成长。
曹杨新村有他们幸福生活的半径。这也是幸福的一家人。
02
这家人有个特点，他们并不关起门来过日子，家门总是向同事朋友热情地敞开。这在某种程度，反映出主人的生活态度。
比如，电科所的工程师窦植同志，是被邀请到家里“补课”的。
话说有一阵子，电科所里的不少同志报名参加了日语培训班。江所长由于工作忙、出差多，落下好几节课。眼看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他就找到窦同志，希望能到家里帮忙补补课。
窦同志欣然答应。那一晚，他们挑灯夜战，冶坪同志也帮忙端茶续水，一直战到深夜12点。
第二天，考试成绩出来，江所长竟然得了99分，比窦同志这个老师还高。
有道是安居才能乐业。
在电科所的那几年，江同志带领他的团队，抓学习、搞业务，连续攻克了好几项技术难关，满足了国家建设所需。
这就是江同志主持研制的，新中国第一代中小电机新品J2、JO2系列。
而对散落各地的老同事们来说，曹杨八村则像是他们亲切的“驻沪办事处”。
有一年的劳动节假期，“一汽”的老部下刘人伟同志和新婚妻子小许，来到上海度蜜月。他心想，结婚这件事一定要亲口告诉江同志。
为什么呢？
原来刘同志追求妻子时，妻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江同志的意见。“是江同志帮助她做了最后的选择”，促成了他们的结婚。
此番来上海，他们事先没有打招呼。那时通讯不畅，他们是从别处得知江家住在曹杨八村，就只好去现打听。
寻找了好久，终于见面时，江同志表现得格外亲热。看到他们结婚了，高兴地说：
_好嘛，你们俩在一起蛮好嘛！_
聊天中，刘同志说妻子在婚后就要去西安交大进修。江同志听后更高兴了：
_好哇！小鬼，再深造一下，这样你是西安交大毕业，我是上海交大毕业，那么我们都是交大的了。_
03
如果说同事之间的热络走动，只能说明江家人的热情好客。那么让出一间房给别人，那实在是高风亮节了。
房间让给谁了呢？
就是上面提到的李万美同志。那时，她怀孕九个月了，临产在即却没有住房，这可怎么办？
冶坪同志听说后，就主动提出说让出一间房子来。她对所里说：
_不要说借不借的，只要李万美没有分到新房子，就可以一直在我们家住下去。_
旧居门口
李万美非常感动。多年以后，她还对搬进曹杨八村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_记得那天是下大雪，我们拎着锅碗瓢盆行李铺盖像逃难一样，走进了江同志的家。冶坪同志早就腾空了房间，还特意把他们家的床给我们架好了。
_
我看到这段就很感慨，放到一般人，放到现如今，哪怕是至亲好友，有谁会接受别人拖家带口地住进自己家里呐？
李万美一住，就是一年半。
04
江家在曹杨八村的20多年里，走动来往比较多的，还有一位叫高永泉的同志。
他也是江同志在“一汽”的老同事，同样调回了上海。
虽然他是一位普通工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但人很耿直，也很热心，常帮江家修点小东西。冶坪同志的老母亲很喜欢和他聊天。
据他观察说：“江同志跟岳母关系很好，岳母说什么他都一一答应。”
可是，到1966年的某一天，老岳母不高兴了。原因是组织上要调江同志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工作，这个家庭又不得不面临两地分居的情况。
临行前，江同志找到高同志说：
_我拜托你，经常到我家去看看，跟老太太聊聊天，她喜欢同你聊天。_
众所周知，1966年是个让人不安的年份。江同志调到武汉不久，“文革”就爆发了。
他一个人在远离家庭的地方，迎来了人生的低谷。
在这期间的某一天，高永泉出差去武汉，顺道去看江同志。
据他回忆，他去时，江同志正在挨批斗。批斗会结束后，江同志摘了牌子出来，还是整洁的中山装，看不出有什么沮丧。
武汉上海，一江相连。
另一边，冶坪同志原本是支部领导，也被弄到食堂里扫地擦桌子。但夫妻俩的共同之处，都是“不抱怨”。
李万美同志也讲述道，她在江家借住的那些日子，正赶上江同志暑期回来探亲。那时他已“靠边站”多时，白天足不出户，闭门读书；晚上还跟大家一起在阳台纳凉，谈笑风生，闲说古今。
李万美说：“我和丈夫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被他的学识、胸襟和气度彻底折服。”
这时的曹杨八村，仿佛混乱中的一处避风港。
而任何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家在人在，困难的岁月就一定能度过。
旧时曹杨新村居民生活场景
05
时间转眼间就来到80年代了。
动荡和不安过去了，这时江同志迎来一件喜事：他大儿子要结婚了。
要结婚，就得置办家具。可他们那时没有钱买现成的，只好自力更生买了不少包装箱来，准备自己拆了作木料。这一幕正好被高永泉同志看到了。还是老工人干活行啊，高同志带人帮忙，很快就拆好了。
婚宴时，江家就在家中烧了两桌菜，招待客人。
也许是为了感谢高永泉多年来的帮助，江同志特意安排他坐在自己身边，说：
_这边我管你们夫妇吃好，那边我管我亲家公吃好，别的人吃不吃好我就不管了。
_
高同志感到，江同志是把他当兄弟看待的。
不久之后，他当选市长，就要从曹杨八村搬走了。搬家这件事，他还是找了高同志，并说：
_我要搬家，我只拜托你一个人。你愿意怎么搬就怎么搬，全权拜托。_
高同志记得，最后整理东西时，江同志的老岳母连折了半根把儿的羹匙，也舍不得扔掉。
后来，尽管江家搬到了康平路，搬到了北京城，跟高永泉也没断了走动。
06
历史的进程走得很快。
如今的曹杨新村，像全国的很多工人新村一样，在快速迭代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显得老旧了。不过，许多老房子经过改造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难得的记忆。
只是，初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的已经老去，有的已经搬走，甚至很多也都故去了。
但温暖的回忆总是难以忘记的。
在众多回忆往事的老同志中，还有一位是郑铭芳老先生。他过去是电科所低压室主任，当年他住曹杨八村47号，江同志住50号。
郑同志是宁波人，春节习惯做猪油汤圆吃。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做上一锅，总要请江同志过来尝尝。他说：
_江同志也喜欢，放点糖，能吃一碗。
_
参考资料：
《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人民出版社
《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建筑学报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